中華法律文化源遠流長，按照傳世文獻的記敘，早在黃帝時期就已經有了法律生活。筆者以近100余年考古學之豐碩成果，詳盡地梳理和分析了中華法律文化的起源及其輪廓，闡述了從仰韶、龍山等各大文化以及陶寺、二里頭等各個遺址所獲得的文獻資料（遺存），試圖說明在文字誕生之前中國“公法”“私法”“刑法”之萌芽、誕生和起源的進程與路徑。通過這一初步的研究，不難得出以下結論：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之法律文化的形成相比，中華法律文化的起源具有鮮明特色。

　　第一，中華法律文化的起源具有原創性。從各大文化和各大遺址考古出土的情況來看，華夏大地上的各個民族，其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從氏族，到部落，到酋邦（方國、古國），到統一的國家時代，都是原發的，獨立發展起來的。因此這些氏族、部落、酋邦和國家的法律（習慣法）生活，也是自發的、原創的。從中原大地上發展起來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凌家灘文化，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彼此之間雖有聯系，但基本上都是各自獨立發展起比較系統的法律文化，從氏族習俗，到部落習慣，到酋邦習慣法，到夏商周統一國家時代的“刑”“法”“律”。

　　第二，中華法律文化的起源具有多元性。這種多元性是由中華文明或者說是由中國古代國家形成時的特殊情況所決定的。中華文明的形成不是一個單一的氏族或部落，而是華夏大地上各個民族（種族）在各自生活的范圍內一起努力，創建起來的。如同蘇秉琦所說，中國古代氏族、部落、酋邦（方國）的成長，呈現出一種“滿天星斗”狀的分散發展起來的形態。而這種形態，決定了中華法律文化的萌芽、誕生和成長也呈現一種分散發展、多元地進步起來的局面。法律發展的多發性和多元性，經歷了五帝時代，乃至夏商西周，一直延續至東周的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統一的成文法典《法經》（公元前5世紀初）就是“撰次諸國刑典”而成的。大規模諸文化遺存反映出多種法律文化因素共存的現象，也間接地證明了中華法律文化的起源具有多元性的特色。

　　第三，中華法律文化的起源具有漸進性。如果從《法經》開始倒溯，就可以梳理出《法經》之前，應該是西周初年頒布的“九刑”。而“九刑”則來源于商王朝的“湯刑”，“湯刑”又來源于夏王朝的“禹刑”，“禹刑”又來自之前五帝時代初期的“黃帝李法”和后期的“皋陶作刑”，“黃帝李法”和“皋陶作刑”又是“三皇時代”乃至更早時期各個酋邦——它們來自部落，而部落又來自氏族，氏族又來自人類最早的組織游團——的風俗習慣（不成文的習慣法）。因此，中華法律文化的萌芽、誕生、成長是一個長達兩千多年的漸進的過程。

　　第四，中華法律文化的起源具有連續性。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開始的諸多遺址中呈現出來的氏族、部落之原始法律生活的情景，以及自銅石并用時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早期復雜社會）的仰韶文化末期到陶寺文化（公元前2500—前1900年）及二里頭文化（公元前1900—前1530年）等所呈現出來的從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階段方國、古國以及中國第一個統一國家夏王朝形成過程中，習慣法的成長與變遷從來沒有中斷過。加之，華夏各民族在空間地域分布上并非涇渭分明，其生活版圖也非一成不變，而是呈犬牙交錯之勢，各族的文化因素也因此呈現出融合乃至“一體化”趨勢。這與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巴比倫法律文化和古代埃及法律文化形成鮮明的區別，顯示出自己獨特的連續性特征。

　　第五，中華法律文化的起源具有經典性。這種經典性，體現的是中華法律文化的萌芽、誕生和成長符合人類整體法律文化發展演變的一般規律。這就是，中華法律文化的起源既帶有人類法律文化形成的普遍性，如公法必然是從氏族、部落、酋邦（方國、古國等）之社會公共權力的運作、壯大進程中成長起來，私法也必然是從維護氏族、部落和酋邦之成員的人事與財產之安全中發生出來；同時也帶有中華法律文化鮮明的特色，如中華法律文化之公法中“國事”部分以及私法中的“民事”部分都是以“禮”的形式表現，中華法律文化中的“刑”最初起于“兵”，中華法律文化中濃厚的家族主義特征來源于中華文明形成時家族、氏族和部落等（熟人社會）一直沒有被打破。從這一角度理解，中華法律文化的起源也是人類法律文化整體發展演變的一個縮影。

　　總之，從考古學的成果出發探索中華法律文化的起源，可以給予我們諸多認識和感悟，同時也說明了中華民族所保留下來眾多傳世文獻中關于國家與法律之起源的記載基本上是可靠的，經得起考古出土文物、文獻的印證和檢驗，進而也說明中華民族所具有的巨大的創造力，中華法律文化是人類法律文化中重要的一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