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儒效》言，君子“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這既是對封邦建國時代士大夫社會責任的描述，也是對郡縣制時代“賢人”社會角色的設計。借由“賢人”的活動，朝廷與地方、城市與鄉村等不同場域的政情得以通達、資源得以調配，地方社會由此得到善治，超越地方之上的國家體制也能得以良好運行。可以說，居鄉生活或在朝堂上顧念民情，是“賢人”有異于謹奉條文之科層制官僚的重要特點，他們在朝堂政治與地方社會之間的溝通，成為政治體制良性運轉的“潤滑劑”。

　　德行與能力：鄉賢推舉的標準及歷史淵源

　　在通行的歷史敘述中，先秦社會被看作是以血緣宗法關系締結而成的社會，但近來的研究卻揭示，從商周之際開始，同一個基層社會中常常會聚集兩個或更多的族，因而族名與地名出現了分離。這意味著，在以血緣為基礎凝聚的宗族社會之外，還存在著以地緣關系為紐帶的鄉黨社會。《逸周書·大聚》描繪了這一社會的面貌：“以鄉為閭，禍災相恤，資喪比服。五戶為伍，以首為長，十夫為什，以年為長，合閭立教，以威為長，合旅同親，以敬為長”。基層社會以什、伍為單位組織起來，什、伍的負責人由年長者出任。在鄉閭之內，則由有威望者進行教化。在宗族內，則由受人尊敬的宗子主持事務。基層社會的生產、生活、婚姻、喪葬等事宜便處于年長者、有威望者與宗族宗子的共同領導之下。由此可見，年歲、威望與宗法關系是產生基層社會領袖的三個必要條件。其中，年歲與宗法關系是由人的自然性與所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決定的，這些都是客觀標準，唯有威望是由人的內在德性與外在影響力共同決定的，隱含著人的主觀能動性。或許可以說，從商周之際開始，地方社會便已形成選賢任能的推舉機制，從價值維度維系著社會運轉。德與能，成為舉賢的最主要標準。

　　以往認為經由戰國變法，地方社會被改造為郡縣制下的基層社會，原本的社會組織及附著其上的觀念遭到了壓制，但依據新出土的秦代法律文獻發現，地方社會中的賢人君子仍然具有較高的制度身份，并與秦制相融合。秦律以“君子”指稱縣域范圍內的地方領袖，《置吏律》規定“君子”可以令史的身份代行“官嗇夫”的職權；“君子”之子也具有候選縣小佐的資格。除具有候補官吏的權利外，“君子”還被《徭律》規定負有組織徭役的責任。由此可見，官僚制、郡縣制建立以后，地方社會的內部運行機制仍然在發揮作用，這是“君子”等鄉賢得以獲取制度性身份的緣由所在。

　　漢代沿襲秦制，在縣、鄉“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三老”并非官吏，但卻與官吏一樣需要被任命，選任標準為年歲（“五十以上”）、德行（“有修行”）及能力（“能帥眾”）。對照上引《逸周書·大聚》中的“以年為長”“以威為長”，可知對于地方鄉賢的選舉標準具有歷史一貫性。

　　地方舉賢與“清流”勢力的形成

　　正是以德行與能力為基礎，當漢代建立起選拔地方人才的察舉制之后，居鄉的賢人獲得了入宮為郎進而任官的機會。但在察舉制之下，對于德行與能力的標準被重新定義。察舉制以舉孝廉、秀才為常科，舉孝廉指舉孝子、察廉吏，即以宗族親屬倫理與行政倫理為選拔標準。察舉制在某種意義上創造出一類鄉賢，他們在政治體制及政治話語中被認為是地方社會的代表，這類鄉賢具有經學素養和郡縣層面的政治資源。隨著西漢官方意識形態由崇尚黃老轉向獨尊儒術，不同類別的地方鄉賢之間出現權勢轉移，這展現了同一個歷史潮流中的不同面相。

　　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學化及察舉制的施行，引導了地方社會中的強宗豪右向文化、政治領域發展。兩漢時期強宗豪右的士人化與士人的強宗豪右化，在地方社會中形成了新的鄉賢階層。如果說三老、父老、長者等是依托于郡縣制的鄉賢的話，那么大姓名士則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學化及選官制度的產物。

　　壟斷地方資源的強宗豪右具有分權傾向，倘若任由其發展，將會成為瓦解大一統王朝的勢力，但儒學意識形態及選舉制度使部分強宗豪右發展成地方上的世家大族，他們成為王朝統治秩序及地方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對沖著其他強宗豪右的權勢伸張。具有儒學面貌的世家大族獲得民眾輿論的支持，他們通過對社會正義的認同而結成“清流”勢力，將兼并土地、役使鄉民的強宗豪右稱作“濁流”。所謂“清”，即以道德自詡，既克服自身的私欲，也維系地方社會的運轉。

　　正是以在郡縣鄉里的社會影響為基礎，東漢世家大族才得以發展為魏晉門閥士族。門閥士族形成標志是九品中正制的建立，而九品中正制的核心環節是中正采集鄉論。鄉論是指鄉里清議，即地方社會對求仕者的評價。可以說，九品中正制不是削弱而是強化了地方社會的輿論權力。因此，魏晉時期的門閥士族雖然具有脫離鄉里社會而往京城發展的趨向，但其仍不會放棄地方根基，這是門閥士族政治權力的社會基礎。

　　科舉制下的地方士紳

　　南北朝后期至隋唐，南北士族均逐步喪失了地方社會的根基。在均田制、租庸調制的頒行下，唐代的政權力量下沉到地方社會。然而均田制下自耕農并不穩定，他們很容易分化。到了唐高宗、武則天主政時期，土地兼并的情況已經較為嚴重，與之相應的是新興地主階層的出現。寒庶士子在文化領域的崛起，受益于唐代的官學體系。盡管唐代官學體制存在著與科舉考試脫節的問題，但對于缺乏教育資源的寒庶士子而言，他們文化面貌的改變則受益于此。不少寒庶士子進而成為地方社會的文教傳播者。借由文教事業，寒庶士子成為鄉賢中的重要一類。

　　地方社會的教育兼具文化普及與科舉備考的意義，培育了通過科舉制度獲得功名的士紳階層。宋代與明代的士紳還有所不同，宋代士紳主要指擔任官職者，生員并無特權，舉人的身份價值也主要在科場。宋代士紳致仕后不一定返鄉，他們也會選擇其他地方居住。明代則不同，一方面，科舉制度中的舉人、生員都是終身頭銜，舉人獲得授官的機會較少，他們候選之時會積聚在地方社會；另一方面，退休官員也常會榮歸故里，這兩部分人構成了地方上的士紳群體。士紳有免役之權，不受基層社會中里胥的侵擾，在府縣官員面前還會受到禮遇。借由科舉制度與官僚制度，地方士紳與官僚階層有著較高程度的彼此認同。按照清代葉夢珠的描述，自職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員，所服便服俱帶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綢紗綾緞道袍。通過特定的服飾裝束，士紳與庶民、隸人明顯區分開來。如果不是士紳而巾服擬于士紳者，通常都是官僚子弟。士紳與官僚層存在著密切的關系，他們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參與者，既協助官府進行稅收、徭役的征發，治安的維護，也將地方民情通過官方渠道向上層傳達，起到上傳下達的作用。正是基于制度身份與政治權勢，士紳在地方社會中代表著正統文化，常常扮演著指導地方社會發展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