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國際儒學聯合會成立30周年。故宮博物院與國際儒學聯合會共同主辦的“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自10月開展以來，吸引了眾多觀眾前來參觀。展覽專設一個單元，以考古實證展現孔子和儒學誕生前中國的禮樂文明及教化實踐，折射了中華民族對于人的道德成長與社會和諧發展之路的深刻思考。

　　禮樂文化肇端于殷周之際。牧野之戰一舉推翻了昏庸無道的商紂王的統治，周公以道德理想作為核心“制禮作樂”，通過建立成體系的禮樂制度，為新政權筑起德治的柵欄，中國的政治與文化由此開始了從“無德”向“有德”的轉變。

　　道德與法，是國家治理的兩大支柱。道德如空氣，盡管看不見、摸不著，嗅之無氣味，但確實存在，若長時間缺失，會導致機體死亡。殷紂迷信鬼神與暴力，不敬厥德，以至一朝覆亡，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周人反其道而行之，將“人”的道德成長作為國家長治久安的根基，《大學》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正是此意。法是底線，不容踐踏，但不能以法治取代德教。成康之際，“刑措四十余年不用”，便是周人以德教預防犯罪的成功范例。

　　道德若不能真切體現在現實生活中，便只是一種美好的虛景，無補于世。周公將道德轉化為可以操作的典禮制度與行為規范，世稱“禮樂教化”。禮是修身的器械，由學習與踐行人際交往的規范入手，彼此尊重，和諧相處；樂是通過欣賞與唱誦德音雅樂，陶冶心性，涵養君子之德。禮樂教化是中華民族獨創的文化樣態，即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大多數人能接受道德理性的教育，因而用溫和的、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善化民性，提升全社會成員的文化素養。

　　對于幅員遼闊、風俗歧異的中國而言，禮樂教化還有齊一民風、加強民族認同的重大意義。風俗，土地所生習也，即某一方土地在歷史上形成的風氣和習俗的總稱，關乎社會的治亂，切不可等閑視之。宋人樓鑰說：“國家元氣，全在風俗；風俗之本，實系紀綱。”清人黃中堅說：“天下之事，有視之若無關重輕，而實為安危存亡所寄者，風俗是也。”《漢書·地理志》曾詳論各郡風俗的厚薄，發人深省。兩漢政府有派遣風俗使巡視各地風俗的制度，并為走向“道一風同”而付出艱巨努力，如南陽號稱“難制御”之郡，韓延壽、黃霸為任太守，“教以敬讓，移其本而易其末”，教化大行，八年之內無重復犯罪之人。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古代中國先賢的禮樂教化理念，體現了宏大的胸懷與非凡的智慧。中國文化中的“禮”與域外文明之禮，有根本的差別。域外之禮，多是指人際交往的禮節。中國不然，《禮記》說：“禮也者，理也。”禮是道德理性在國家制度與行為規范上的外化，貫穿于歷史發展的全過程。理無處不在，故禮也無處不在。錢穆先生說：“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禮教我們內外兼修，做合格的社會人，進而成為優秀的社會人——君子。君子是大眾的表率，禮樂文化的楷模，引領世風向上。顧炎武說：“修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中國文化就是如此，通過禮樂教化，將個人的修身與社會層面的進步融為一體，不斷提升，彼此認同。《禮運》中提出，人類經過漫長的發展，必然形成最優的價值觀或方式，出現“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理想局面，最終走向“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可以肯定，在將來的社會里，禮樂還將繼續成為中華文化認同的核心要素。

　　新時代以來，我們堅持守正創新，積極傳承發展禮樂文化，助力塑造文明風范，涵養文化心態，培育文化自信。從《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的印發，到“七一勛章”“共和國勛章”等榮譽頒授儀式的創設等，一系列實踐為新時代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了有力抓手，日益彰顯古老禮樂文化的時代價值。新時代禮樂文化，定能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為賡續中華文脈、建設文化強國注入恒久動能。

　　（作者：彭林，系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兼任教授）